人不犯我我不犯人(人不犯我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要他偿命)

在他人眼中的李义江仗义、随和、待人友善,同学朋友交口称赞,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,这样看似优秀善良、前途无限的北京理工大学生,竟然是一个背负着七条人命的连环杀人犯。

1994年时,李义江还是个未成年人,在学校时因为同班男生故意疏远他而痛下杀手,犯下第一起命案,随后又在2002年接连犯下两起命案。1999年,李义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,也就是在大学里,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和其他男生不一样。为了寻找“志同道合”的朋友,李义江经常出入酒吧等场所。就是在酒吧中,李义江结识了4名男子,他们将李义江灌醉后对其实施了侵犯。在2003年1月至4月,李义江以“网友见面”的理由先后约出这4名男子,随后逐一将他们残忍杀害。

人不犯我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要他偿命

无论是无心的”疏远“还是故意的伤害,在李义江这里都是不可饶恕的“罪孽”,都需要用生命来作为道歉。

恶魔的养成究竟来自于什么?

李义江能够在1999年考上北京理工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,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所受到的学校教育一般来说不会太差,那为什么李义江心中丝毫没有对生命的敬畏,没有对别人无心之失的包容,而是采取穷凶极恶的报复手段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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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家庭教育的缺失无疑是首要原因。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作用。在本案中,李义江的母亲很爱他,但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,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李义江的童年每天过得提心吊胆,对他来说,和蔼的妈妈可能下一秒就会开始歇斯底里地砸东西甚至打骂他。而李义江的父亲是一个酒鬼,时常喝得烂醉,甚至曾经在醉酒后拿刀砍向幼小的他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带给李义江的只有无尽的黑暗,也让他在遇到恶意或者攻击时逐渐学会使用暴力去自我保护、自我反击。

其次,学校教育的片面性也不容忽视。从小学到高中,从中考到高考,这段时期是一个人性格发展最关键的时期,然而这个时期的学校的教育大多数都只是强调考试知识的摄取、考卷分数的提升,“唯分数论”在初高中的校园里早已是常态。很少有学校会去关注一个学生的心理状况。因此,学校教育的片面性以及过度地追求所谓的升学率,而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。

第三,社会教育中没有形成良好的信仰教育。李义江那么轻易地杀害他人,不仅没有对生命的敬畏,也没有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,更是缺少了信仰。因为无所谓,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,对未来不抱有任何期待,也不对未来做任何努力,只追求一时的快意,李义江们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。如果有更多的“李义江们”出现,那岂不是人人自危,社会秩序也会出现混乱。

将恶魔扼杀在摇篮

如何减少这类“恶魔”的出现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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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细化并落实《家庭教育法(草案)》。2021年1月20日《家庭教育法(草案)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,强调加强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,在教育行政部门下设家教中心来指导家庭教育活动,或者成立专门机构,同时把学校也列为家庭教育的主体,学校设置相关的家庭教育课程。明确家庭教育主体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。在此基础上,构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,及时应对新问题、新变化。

其次,父母的责任尤其需要细化。比如设立公共监督家庭教育的机构,对于没有履行监护人责任、没有做好家庭教育的父母可以考虑剥夺其监护资格;对于溺爱孩子的父母可以由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进行谈话沟通,责令其改正,不改正的则可以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等。家长这个身份是最需要学习的,每对父母可能都无法自信地认为自己对孩子做到了完全问心无愧,因此,需要通过加重家长的责任来对孩子进行教育,让孩子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,拥有一个幸福而光明的未来。

人不犯我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要他偿命

最后,社会各界需要协同发力,共同致力于家庭教育的落实。正如前文所言,如果要落实《家庭教育法(草案)》,剥夺不履行监护义务的家长的监护资格,这势必会遭到家长们的反对,在实际操作上面会存在极大的难题。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,政府提供完备的保障,学校提供积极的援助和支持,连同社区机构等共建良好的家庭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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